可见这个人的影响力，实在是不小。

而且除了韩爌等人这样出身山西官商集团的文官之外，还有许多边镇将领，都与这些秦晋商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其关系密切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出身晋商家族的这些进士文官们。

许多武将世家，直接就是边境贸易的从业者，直接就是大商人。

比如世镇宁远的祖家，世镇大同右卫的麻家，以及世镇榆林的尤家，等等。

所以说，如何除掉这些大搞边境走私贸易，甚至私通北虏东虏的汉奸商人，是需要讲究方法策略的。

即便你是皇帝，也不可能直接拉个名单说，这些人都是奸商，都是叛国投敌的罪人，然后就让锦衣卫去把他们全都抓了杀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虽然已经不怎么在乎自己在朝臣和士林之中的虚名或者说名声了，但是他也不想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到整个朝堂所有文官的对立面去。

真要这样做，那么他恐怕就会走上天启皇帝乃至是当年万历皇帝的老路了。

从今往后，躲在宫里不见人，完全依靠司礼监和锦衣卫来统治大明。

可是这样的结局，却绝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解决的办法就是分而化之，将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零敲碎打、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主要靠地域乡情和利益输送而结成的关系并不太紧密的山西官商集团，其中有不少人是东林党分子，或者说是东林党的同路人。

但是他们与出身东南士林的东林党终究不是一回事。

当东林大佬顾宪成、邹元标、杨涟等人被魏忠贤下狱搞死的时候，同样作为东林党大佬的韩爌却能够置身事外，没有受到多大的波及，也说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山西官商集团出身的文人进士，终究摆脱不了商人出身的那种精于利益算计的烙印。

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的时候肯定要拼命，但是当盟友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只要不危害到自己，就会选择袖手旁观以便于明哲保身。

从西党形成之初的张四维开始，山西官商集团出身的人物，都是这样的特点。

张四维可以在张居正之下拍马溜须隐忍多年，然后张居正一死，立刻变了一张脸，将曾经提拔他重用他的张居正搞得死了都不得安生，子孙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绝对是人走茶凉、家破人亡。

原本历史上，奴儿哈赤接见的晋商十六家，以及后来满清入关之后封赏的晋商皇商八大家，为什么能够在包括杀胡口、张家口在内的宣大各口经营边境贸易那么多年，而不被朝廷清算，难道是因为他们做事隐秘，而锦衣卫、东厂这些侦察机构都是瞎子？

当然不是。

他们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一直卖国卖到到满清入关之后，背后是因为他们在朝堂之上有着一张巨大的保护伞。

这个保护伞，就是在天启和崇祯年间因为身处边地而多少了解边情的山西官商集团。

这些出身于商人世家或者说家族或者乡党之中有人在九边经商，甚至是出口经商的文官，比当时朝堂上单纯会做八股而入仕途的官员，比较起来，更懂边情，也更大胆。

也因此，这些人反而往往就会被重视军事的崇祯皇帝所重用。

崇祯皇帝若是动了那些九边各口的山西大商号，绝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然了，这也是因为原本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汉奸商人对于大明朝的巨大危害。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这些人中的一些奸商通虏资敌所带来的危害。

但是即便如此，在没有弄清这些商人与西党势力之间的真正关系之前，他也有点投鼠忌器，需要耐心等待时机。

现在，随着姜镶这个与锦衣卫或者东厂完全无关的杀胡口守备的到来，根除范永斗等晋商汉奸集团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因为他有了光明正大的动手的理由。

在这个理由面前，不光是其他朝臣无话可说，就是与山西晋商世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秦晋西党集团，也是无话可说。

也因此，这一次，当勃然大怒、怒气冲冲的崇祯皇帝，询问徐光启这个唯一一个在身边的阁臣，对于这些通虏叛国的山西商人，该当如何处置的时候，徐光启犹豫了良久，最终说道：

“朝廷既有当年处置渠家祯之先例，臣以为陛下循此先例可也！又有杀胡口守备姜镶所言山西商会私立商兵、甘作内应之铁证在，当此国战之际，朝野之间想必无人敢有异议！”